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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父之名
── 記「六七遺孤」何曉明

石中英



第一個認識的「六七遺孤」是何曉明,何楓的女兒。

何楓,沙頭角人。培僑中學畢業後,放棄了到外地升學的機會,甘願到九龍船塢工會當 個小書記,薪低職重,為工友服務、爭取權益。1967 年的夏天,在一次港英軍警攻陷他服務的工會的抗爭中,他為護會,中槍而死。死時才三十四歲。那一年,曉明剛一歲。

我是在曉明十八歲那年認識她的。在廣州中學畢業後,等待著升讀暨南大學的她,趁暑 期返港,到我服務的旅行社實習,坐在前臺,聽聽查詢電話,接受旅客報團。

「楊生」,每次曉明見到我,文靜的她,總是畢恭畢敬地跟我打招呼,還帶著盈盈的笑 意。但每當我想起她一歲喪父,心便恍如刀割。

和她真正熟絡,其實是五年前,她離世前的兩年。

那一年,是「六七事件」的 45 周年。當年的一眾少年犯(YP),「發現」了和合石的一個六七參與者的集體墓地,正準備舉行 45 年來首次的公祭。幾經轉折,我終於聯繫上了曉明,因為她爸爸的墓穴也在和合石。公祭當天,我租好了車,買好鮮花,佇在她家的樓下,陪她一同前往。我公祭,她家祭。

「楊生」,還是那文靜的尊稱,盈盈的笑意。我上前抱了抱曉明,不讓她發現眼角的淚影——懷裡的嘵明,已不再是那 18 歲的學生,而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。今天,她還帶著讀會考班的女兒,第一次上山拜外公呢!但把她拉扯長大的母親,已於年前逝世了。曉明的丈夫,也在十多年前被人謀殺,至今兇手仍逍遙法外。而 46 歲的曉明,也患上癌症多年,正與生命搏鬥!

重逢之後,最難忘的是陪曉明上山,助她將父母的骨灰合葬。曉明的母親陳敏在何楓遇難後不久,便帶曉明兩兄妹一起回到廣州生活,避開某些人對「六七遺孤」歧視的眼光。而她則在羊城百花園的「支港 」後來的「接待辦」工作,專責港澳同胞的回國參觀旅遊。所以,她和搞了好幾年旅遊的我,很是熟絡。與女兒曉明尊稱我做「楊生」不同,陳敏只叫我為「楊仔」,有時還會為我的計劃未好好完成,輕責幾句哩。曉明的母親,是我尊敬的長輩。她在丈夫逝世後一手把一對兒女撫育成人,而四十多年後,也離開她一手帶大的「六七遺孤」了。

包了一台車,陪著和頑疾搏鬥中的曉明,領了新做的合葬碑上山。換了那塊竪立多年刻著「何楓烈士」的石碑,現在和合石的墓穴,合葬著兩夫妻。石碑上,在何楓、陳敏的名字上面,是一塊印有兩人合照的搪瓷相。




「這張照片是從何而來的呢?」我問曉明。

「那是爸爸臨死前一年自己造的。」曉明説。原來,在何楓死前一年,因要準備在工會教授興趣班,故在外學習如何將照片「燒」在瓷片上。他拿了夫妻倆的合照,成功地造成了搪瓷照片,興高彩烈地拿回家給妻子看,誰知卻給陳敏輕責。而他「日後有用」的戲言,竟一語成讖。一年後,他在工會內中槍身亡,不可能和愛妻再有合照。而妻子則要到她死去三年後,才獲批與丈夫合穴共葬。分隔四十多年後,曉明的父母終於可以永遠在一起了。石碑上的搪瓷照片,更見證了這歷史的詩篇。

曉明在替父母合葬之後一年,也不敵病魔的糾纒,告別了塵世。

記得在她彌留間,我和嚴浩趕到醫院和她道別。

這位在暨大新聞系畢業、曾任《新晩報》記者的「六七遺孤」,在她患上惡疾後,報社對她不離不棄,生活費不缺。而「新晩子弟」的嚴浩,在我的引見下,更為曉明多方設法,期以食療增強體質。但一切已是太遲了。

病榻前,曉明再沒有氣力叫我「楊生」,眼睛緊閉,也沒有了那盈盈的笑意。

看著床前曉明那常帶著憨笑的大兒子,我強忍著淚水,對著我最憐愛的「六七遺孤」說: 「放心吧!曉明,我們會照顧你的孩子長大成人的。」

但願如今的曉明,已經開心地和她的父母在一起,臉上永掛著那盈盈的笑意。



早期的墓碑,只是一塊刻上編號的石頭。


成為「六七遺孤」時,何曉明才只是一歲。



( 註: 2017 年的 7 月 14 日,是何楓就義 50 周年。)





工聯會今年向1967年香港反英抗暴犧牲的工會前輩致祭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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